小农对接大市场，合作经济再兴起(5)

“我们做的还是文化启蒙、消费启蒙的工作，如果能够通过农民合作自助和城乡互助发展的方式，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实效的乡村建设路径，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事业。”何慧丽说，这样的乡村建设与城乡关系建设不污染环境、不让人身心俱损，失序的村庄会重建、失去的乡愁会再回来。

这些年来何慧丽一直在乡村摸索，“对我来说，有经验、有教训，我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改变过程，即从行动的技术层次，到制度创新和政策体制扶持层次，再到弘扬传统加强文化道德修养的层次”。

她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说，一个安全的、透明的农业经营制度创新，若要成为一个普遍性事实，不只需要政策层次、制度层次，更需要道德文化层次的转型相配套。这也是她在参与实践时得到的启发。

弘农书院的“道义流通”模式就是从人文关怀上入手，书院承诺对有机农田保收，并向农民推广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收获后和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实现“苹果道义收购—处理—道义卖出”过程。

学会与市场对接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红火其实不只是在灵宝，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一些村社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也已出现了成功案例。

2015年，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曾撰文提出：当下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难的时候。在他看来，在农村改革方面，存在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前三十多年做过的探索，当下看是正确的，也不能肯定；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做过的，当下看是错误的，也不能否定。“譬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寨模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不能肯定；而小岗模式在1985年后就成为了落后的代表，实践已经证明了，但却不能否定。”

然而，就在贵州安顺市乐平镇一个山村——塘约村，已悄然为新时期农村改革树立了可供推广的典范模式。

合作 7月29日，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的弘农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揭牌仪式成功举行。左三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何慧丽教授，左四为中央党校创新工程农村改革项目组首席专家、经济学部徐祥临教授，左五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办公室主任谷莘。

2014年的一场洪水让塘约村这个省级二类贫困村雪上加霜。穷则思变，在上级党委支持下，村支部成立“村社一体”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为了实现村社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塘约村将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和农村集体财产权等“七权”进行精准确权，实现产权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分离。按照“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发展思路，探索“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村社形成了土地储备、利益共享、风险保障、金融支撑的体系。全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短短两年时间，就跃入小康村行列，家家推老屋盖新楼。2016年，村集体及合作社分红近202.45万元，农户分红90.89万元，村集体经济突破200万元。

不只是塘约，江苏省的华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庄、湖北省的官桥村、深圳的南岭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陕西省的阳山庄、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营街、天津市的西双塘村等，这些全国闻名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会和谐的村，都是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甚至是万户农民摁血手印，坚决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

今年3月9日，在全国两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塘约道路》，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还是不简单，还是要发扬。要发现这种典型，然后鼓励这种典型。”

中央党校创新工程农村改革项目组首席专家、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早在《塘约道路》出版之前，就去塘约考察过，后来又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他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若说根本原因，是《塘约道路》作者王宏甲借报告塘约的沧桑巨变，提出了早就该提出来的农村道路问题——我们共产党是领导农民走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还是把已有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改垮了，回到单纯的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路上去？塘约2014年受灾前后的鲜明对比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章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 网址: http://www.hzjjykj.cn/qikandaodu/2020/1008/703.html